财联社（成都 记者 崔文官）讯，延期了两年之后，成都农商银行的2018年年报出炉了，却也披露了安邦系“套取”90亿资金的手法，其中60多亿元通过计提方式处理到2016年的年报中，而成都农商行此前披露的2016年年报净利润为40多亿，经过计提调整后将变成亏损20亿左右。
为了从安邦系手中重新收回成都农商行股权，成都国资兴城集团、武侯发展集团、成都高投先后斥巨资接手安邦系手中股权，此次年报披露意味着成都国资打算含泪吃下60多亿计提的“大窟窿”。
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收114.33亿元，净利46.56亿元，业绩表现靓丽。不过却也披露了一段隐情，公司称于2016年投资了某证券公司非保本资管计划后，由原金融市场业务有关人员绕权下达交易指令，用底层部分债券资产进行杠杆融资，并将融到的资金人民币90亿元通过多层资管计划最终投入原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个人控制实体，具体资金用途不明。
2018 年5月，法院对原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的违法行为做出判决，其罚没资产后续处置将用于偿还所涉民事诉讼债务。2019年9月至 2019年10月，安邦保险集团对其原实际控制人相关的合同纠纷等的民事诉讼一审判决胜诉，上述刑事判决罚没资产将用于清偿相关债务。2020 年3月，公司与原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相关的合同纠纷案已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理，且根据外部律师对该案件的判断，其胜诉可能性非常大。
安邦保险集团出具承诺函，承诺将按照法院判决的其对原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的债权金额与法院判决所确定的公司对原安邦保险集团实际控制人的债权金额的比例，与公司就上述可供分配的刑事判决罚没资产进行分配受偿，且根据安邦保险集团向法院了解，截至目前，对于上述罚没资产，除安邦保险集团和公司外，无其他债权人参与分配。基于此承诺函以及公司在持有该等资产期间已收到的相关回款，公司计提减值准备的余额为人民币 65.25 亿元，相关损益影响全部计入2016年财务报表。
公司因此相应重述了2017年对比期的银行及合并财务报表，重述后的2017年银行财务报表中资产总额及股东权益总额均减少人民币70.26亿元，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均减少人民币5.01亿元。重述后的2017年合并财务报表中资产总额增加人民币10.46亿元，负债总额增加人民币80.72亿元，股东权益总额减少人民币70.26亿元，净利润及综合收益总额均减少人民币5.01亿元。
吴小晖东窗事发后，2018年12月12日，安邦在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挂牌，称将转让成都农商行35亿股股份，报价168亿元。
此后传出包括五粮液、吉利汽车、四川国资、成都国资接盘的多个方案，最终成都国资兴城集团脱颖而出，成为成都农商行“新主”。
实际上成都农商行原本就属于成都国资，直到2010年年底，安邦财险等投资者，以1.6元/股的价格，入主成都农商行，直接占股35%，成为第一大股东。
彼时的安邦财险，注册资本只有51亿元，总资产256.74亿元，全年营业收入73.83亿元，净利润5.08亿元。而成都农商行资产规模当时是安邦财险的5倍，这笔蹊跷的“蛇吞象”并购引发了诸多争议。
此前有知情人士向媒体称，安邦为了获得成都农商行的控股权，还与成都市几位官员，进行了“不名誉”的利益交换。2012年至2015年，多位成都市的重要官员因涉嫌贪腐落马。这其中就包括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时任成都市常务副市长孙平，成都农商行原第一大股东、时任成都投资集团董事长吴忠耘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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